失传的屠龙术：勇士变成了恶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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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皓阳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附近的村民深受其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看到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有句说句，这个故事现在被滥用地太多了，随便一条微博下面的评论都能看见“勇士变成恶龙”云云，我奉劝大家以后少用这个梗，会显得很没文化，太烂俗了。首先要理清楚：勇士的性质是什么、恶龙的性质是什么、勇士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是自始至终的还是中间换了人、是成了新的恶龙还是什么别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讨论，用简单的二元模型来解释复杂的世界往往会南辕北辙。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理清楚这件事。再附上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办？虽然是一个不曾成功的方法论，但依然有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
毛泽东的秘书王力，在《反思录》有一节“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毛泽东对于文革的看重超乎想象，他会说自己人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立新中国，二是文化大革命。这其中的道理，我们现代人很难明白，因为许多史料我们看不到了，有些人也不希望我们看到，放眼全球，有哪个国家开国元勋的最后一本著作会成为禁书？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马若德（另有译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西方“文革学”的重要创始人，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大卷。他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用了这些话来描述文革：“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是“毛泽东对革命纯洁性永无止境的追求”以及他的“非凡权威”和“民粹主义观念”，“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方式、面貌以及全部过程”。
纵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政府是当时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之一，然而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的抬头，他担心自己过世之后，没人会镇得住这些官员，官员的子女、亲戚将会成为新的权贵阶级，带来新的压迫与剥削，这就是他死前念念不忘的修正主义，这就是他发动文革的根本动机。用他的原话：“造反有理”“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
他看到了前苏联，看到了干部的子女依然干部，底层工人依然是工人，看到了新的金字塔在慢慢形成；他看到了大跃进期间自己的官僚集团是怎样欺上瞒下“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候；他看到了“四清”运动的时候，自己亲密的战友、把自己思想写进党章的亲密战友，是怎样背叛了他的理想蓝图的时候，他愤怒了：
“我身边睡着中国的赫鲁晓夫！”
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默认：勇士变成恶龙的结局无法避免，那么我们就用把《屠龙术》代代相传，不断培养起新的勇士，去取代长出鳞片的恶龙。所以他说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后来会见外宾的时候又说二十年来一次（可能他所见到巨大的社会破坏性让他犹豫了），宛如自然循环一般不断更新。
很喜欢这样一段话：
他年轻时，因为想让中国人民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用了大半生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和国家；当念过古稀的他发现自己一手建立的政党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很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人民的大山时，又用了他一生的荣耀和最后的生命去摧毁他。上这种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经历着实让人着迷。
所以我看到柯南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有很深的感触：
让我们来一场以中华大地重新来过为胜负的赌注吧！
（二）
要想正视那一段历史，就必须先要了解那一段历史。学者韩少功就指出，“文革学”有三大泡沫：宫廷化、道德化、诉苦化。他说：
所谓“文革”史的宫廷化，是指叙事者们的目光始终聚焦国家高层，总是把历史写成一部领袖史……从总体看，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群发现象”中威权最高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和能见度的一个，如此而已。最有影响力，使他对“文革”不可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最有能见度，则可能遮蔽了他被掣肘、被裹胁、被引导、被影响、被代理、被推动、被造就的大量隐情，遮蔽了聚光圈外的体制条件和环境制约，即看不见的历史之手。这几乎是一切领袖人物的命运。
道德化是“文革”研究中另一个普遍的毛病。捕风捉影，有罪推定，信口开河，道德诛心，使一场严肃的反思可能降至大字报水平，沦为八卦和扒粪。于是历史清算成为一个半拉子工程，反增了清算的难度。与其说这是批判“文革”，不如说这是暗中延续“文革”中常见的思维方式和言说风格……
我们历史课本是这样定义文革的：“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运动。”我一直说我们教科书是高级黑，“反革命集团利用”——反革命集团是谁，利用是怎么利用？
有一些反革命集团是能说的，有一些是不能说的。比如说为什么第一波被发动起来的红卫兵都是红二代、红三代，是要被革命的权贵子女；为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这种封建血统论的糟粕，反而会成为早期文革口号；比如为什么运动瞬间失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话有如一纸空文；比如为什么毛在运动之初就一直在怒斥“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我是钟馗，有人借我去打鬼”；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中饿死人的县长、省长被判刑，在文革结束后又被“平反”了？这些，都是不能说的。这些都是不能说的东西，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读史书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王安石变法期间所谓的“旧党”要比支持变法的“新党”，可爱的多。旧党都是谁啊，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程颐、苏轼苏辙这一级别的，哪个都是博学大儒、风度翩翩，道德文章一样不差。新党都是些什么人呢，章惇、蔡京这一类货色，史书上都有个响亮的称号：奸臣。
旧党，就是典型的“老油条”。北宋一朝是封建士大夫们过得最滋润的年代，朝廷俸禄给的足，皇帝尊敬，福利待遇各种好；没事了花前月下，吟诗作对，再玩一玩“一树梨花压海棠”的情趣play——这样养着，不优雅不风度翩翩才怪。老油条们就觉得，万事都好啊，你变毛的法啊？
但是，好是他们的好，不是老百姓的好，也不是国家的好。整个北宋王朝已经山雨欲来，冗兵、冗员、冗费就是三座大山。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对少数民族政权屈辱求和——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我们看一下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政策，可以说非常对症下药、理念超前，如果真能做起来北宋少则富国强兵，多则成为一个崛起的大一统王朝。但是呢，变法找不到执行者。
因为变法是要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而政策的推行，又要是靠这些“老油条”——也就是官僚士大夫的。这不就是矛盾了么。所以说王安石用人只能用谁啊，急着往上爬的新官僚。这些新官僚真正认同“变法理念”吗？也未必，他们只是看到了一条便捷的上升渠道——因为整个官僚集团的老油条们都在与王安石或明或暗地对抗，而此时支持新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升官途径。王安石也很无奈啊，他被自己提拔起来的人也坑了几次，但是总得有人干活啊，政策总得有人去执行啊。
而真正到了执行这一点，就给了老油条们发挥的余地了，这是他们的主场。例如“青苗法”，是由国家代替富户发放贷款，即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2分，比农民向豪强富户借高利贷的利息低不少。此举既可免除农民所受的高利贷盘剥，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利国利民。但是毫无疑问，这就触及了豪强富户的根本利益，高利贷不但是一项重要收入，更是土地兼并的关键枢纽。要知道，在皇权不下乡的年代，地方豪强和地方官吏就是一道旋转门，他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特殊利益集团。于是在基层各级官吏遍开始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一举措：“务以多散为功”，“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同时，官员们从中发现了另一条大发横财的道路，低息贷款演变成了官方的高利贷。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以前农民向地主贷款，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交。现在向官府贷款，要有手续，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正如苏轼所说：“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涨，此臣所亲见。”
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就是来自于官僚集团“老油条”们或有意或无意识的抵制。有意识的抵制就是以破坏新法为目的，就是故意搞砸你，“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政治斗争；无意识的抵制就是特权阶级无论怎样都能从政策中找漏洞，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毕竟他们才是真正的政策执行者，不管新法旧法，他们的利益总归是要满足的，北宋这艘船沉不沉就再说吧。
就是因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政策损害了文官士大夫集团的利益，所以王安石在他们所记述的历史中，是以一个“臭傻逼”的形象出现的，一直到近代才有所改观。就是因为这些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损害他们利益的措施和人一定要添油加醋地大泼脏水，彻底踩在脚下不让翻案。便如朱元璋这样的一代雄主，也难免会被士大夫们的历史“洗脑”，老朱一看见臣下提“理财”这两个字就炸毛，说“理财”都是王安石这样的大奸臣才会搞，为的就是盘剥民脂民膏，想把我大明帝国搞乱、民不聊生吗？张居正变法的时候也是频繁被骂是“当代王安石”，张居正还得再反驳里面加上一句臣绝不是王安石那样的。但其实按理说王安石为官可比张居正清廉多了。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王安石的：“在神宗皇帝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
而毛泽东，在晚年也经历了王安石类似的困局：官僚集团在阴奉阳违，提拔上来的人多是投机分子，这是一个死局。一次老人的眼科医生上门为他检查时，发现他正捧着一本书老泪纵横，无声自泣。医生赶紧上前劝慰：“千万不能哭，眼睛要坏的。”医生仔细查看，发现书打开的那页是南宋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登多景楼》，老人指其中一句良久不语，词曰：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三）
对个人崇拜的事情，林彪从来是喊得最响了，而毛自己也明白“捧得越高，摔得越狠”。以他的精明“高级黑”的道理不可能不懂，因此他不止一次就这个问题批评林彪。据邱会作回忆，九大闭幕后，毛曾下令摘掉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和武汉东湖宾馆墙上挂的毛主席语录牌，当着林彪的面说了句“这些王八蛋的东西”。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明文禁止“早请示、晚汇报”；“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做毛主席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等。
1970年4月初，毛在审阅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章时，删去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从林彪《再版前言》中摘录下来的语句。毛还写下一段批注：“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可以看到，毛是很明白的，这些话只能徒增反感，然而“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人听”。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毛已经成了一个政治符号，已经成了一个下面人可以扯的虎皮，某些人要借“捧毛”来捧自己，更要借“捧毛”去打压异己，毛被抬到了这个位置，就注定是骑虎难下了，这就是政治的逻辑，也是毛想打破的官僚的逻辑，然而他却被这一种逻辑所反噬，历史的讽刺。
毛提议在四届人大上修宪，不再设国家主席，权力移交给人大和国务院。这是他打烂国家机器、拆散权力的文革理念的体现。然而林却对此非常紧张，认为这是对他“接班人”地位的否定。从执政理念上说，林彪虽然靠捧毛上台，时刻不忘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万句，但对毛的文革理念一无所知，或是压根装糊涂。于是林打着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义不停地劝进：毛主席怎么能不当国家主席呢？全国人民离不开毛主席的领导。毛不想当，那是他老人家谦虚。但你们不反对，你们就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你们就是无产阶级的叛徒……毛初时或许还没明白，就这么一件小事，为何从林彪到林彪的亲信轮番纠缠？后来他严厉地说出“谁想当国家主席谁当，我坚决不当，我劝你也别当”。这话一说出来，毛和林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了。
1970年8月23日，著名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在会前的宪法草案修改上，张春桥要求删去“毛主席全面地、天才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中那三个吹捧性的副词。这是非常敏感的政治风向，要知道，张春桥绝对没有胆量在从党内到全国一片个人崇拜的狂热中提出这样的议题，这绝对是毛的授意。然而林嗅到了一丝政治危机，因为他就是靠捧毛起家，他的政治前途已经牢牢地与捧毛这张“虎皮”绑在了一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林彪在会上说：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的天才。但是，有个别人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毛主席不是夭才，甚至讲什么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立场，而且决不退步和动摇……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同怀疑甚至否定毛主席、怀疑或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行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个“个别人”指的自然是张春桥，不管林彪有没有认识到反“天才论”是毛的直接授意（我倾向于他意识到了），但是上了车就下不来了，他必须要对此进行反击。他的嫡系陈伯达也跟着出场了：“……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的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
林彪的小弟也纷纷鼓噪，比如来自华北讨论组的六号简报：“……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终于坐不住了，亲自出手了，于是就有了那份著名的批示《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当然知道是林彪在捣鬼，但就和林彪要拿张春桥开刀一样，他也只能先拿陈伯达开刀。随即毛和中央委员们一个个谈话，形势逆转。毛的爱将许世友和陈永贵来公开自我批评，毛告诉他们读马列，读红楼梦。毛心里很明白，林彪是野心家、陈伯达是走狗，而像许世友等人，就是政治头脑欠缺的大老粗，但是忠诚度是值得信赖的。
林彪在九届二中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毛林双方也相互摸清了对方的底牌——林：老大，你不是真心想让我接班啊；毛：林彪，我身上的东西，你一样没学会。之后，毛进而要求林的亲信黄吴李邱检讨、交代问题，又把李德生、谢富治塞进林的军委办事组里，分散林的权力。
走到了这一步，野心家林彪也只剩下一条武力夺权、阴谋政变的不归路了。
按理说毛辛辛苦苦一辈子，晚年丧子，如果真从权力继承的角度来说，把领导人的地位和国家权力交给一个完全忠于自己、自己又非常欣赏的爱将有何不可？林肯定心里不平、也委屈，您老人家的意志我都是120%的去贯彻啊，怎么就渐渐对我冷眼相待了呢？您这是图什么呢？
图一个万世从无的新时代。毛的理想，就连林都不能理解。毛是孤独的。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自己的兄弟们都去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不解地问他：“大哥，还回山里去干啥？”
林彪死后，毛大病一场。一个78岁的老人，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学生、部下、战友的背叛，这个打击可想而知。短暂的痛苦之后，毛又一次展现了领袖的英明、果断与铁腕，拖着老病之躯去安抚军队、镇压林彪余党、平息党内舆论。林彪的政变没能得逞，他也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但就和老父亲杀忤逆儿一样，这样的胜利有何意义？
毛泽东，已经一败涂地。
（四）
基于官僚集团的尿性，除了发动底层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别无选择。然而诉诸于民粹的“净化”，真的就那么可靠吗？
事实证明，腐化的先锋队可能带来慢性死亡，而不受控制的民粹运动，会直接造成休克。文革失败的根源，我在《释放恶魔》一文中写到过，但可惜已经被删。附上几张书里面的内容：
另外多一句嘴，斯坦福监狱实验被质疑造假，这其实国外一位博主发的博客，学术严谨性很待考量。只不过符合国内营销号的口味就被炒作起来了，还弄得耸人听闻。关于这件事可以看看菲利普·津巴多本人的回应，全文近两万多字大家自行围观，这里就不多与讨论了:
（五）
有人总想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于“政治斗争”、“打击异己”这是非常肤浅而简单地看法。历朝历代，哪个军政大权一把抓的皇帝需要发动全国群众打击政敌？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当时在党内都比他强势或势均力敌，也没有见他发动全国群众啊。蒋委员长搞定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软禁刺头张学良、孙立人，哪用得着发动全国群众了？政治这种东西门门道道多了去了，要真动一个刘恐怕还真用不到。
世界上下五千年，有那个统治者在执政的位置上喊出“造反有理”的口号来。
更何况，历朝历代皇帝杀功臣为的是他的儿子、孙子，为的是子孙江山万万年。毛呢？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长子十年前就死在了朝鲜战场，剩下一个有病的儿子和远房侄子又绝无接班可能，对于一个天天嚷嚷着“马上就要见马克思”的老人，他杀功臣为的是谁？为的是他哪个儿子？就像朱元璋搞死胡惟庸，着眼于废除千年的丞相制，毛泽东心心念的也不是刘或其他，而是刘等人背后的庞然大物——整个慢慢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砸烂人类几千年社会都无法砸烂的阶级固化金字塔！
然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又怎样呢？这又是一次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天下大乱。人类又一次求解贫富差距问题、阶级固化问题的实践，还是没有逃过失败的命运。勇士变成恶龙的问题，似乎还没有成功解决。
毛的晚年是痛苦的，他反复的说着这类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
历史上但凡想动既得利益者蛋糕的，一般下场都很惨，而毛岂止是动了蛋糕，他老人家是想逆天改命啊。
毫无疑问毛的判断是有错误的，他太过于相信他的人民了，我们看毛选和毛语录，满眼解释“依靠人民才能赢得战争”“人民是智慧的，而我们是愚昧无知”这类的话，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把毛泽东归为“民粹者”而非我国小清新们认为的“独裁者”。然而毛没有料到，在没有先锋队指引下的人民犹如洪水猛兽，一切人性之恶都被释放了出来，他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当他想再组建先锋队的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油尽灯枯，来不及了。
虽然老了、倦了，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了，毛泽东依然用生命中最后一点精力，尝试着为人民构建一个新世界的蓝图，依然想给人民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想把这一“屠龙术”完善到切实可行、传之万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毛泽东还在一篇一篇的写文章，一场接着一场的开会议，告诉“造反”成功的人民，怎么怎么组织革命委员会接管政府机构和公检法职，怎么怎么组织生产委员会能让工人享有民主权利又不耽误生产……他就是想留下一点最后的东西，然而他的精力真的跟不上了，提供的那些方法论也并没有切实有效地推行、实践。
比如核心内容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的《鞍钢宪法》，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实践，强调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被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重要尝试。文革中期，为了解决全国大乱对生产的破坏，《鞍钢宪法》又一次被隆重推到了舞台中央，然而曾经的“基层组织神器”却没能解决全国的乱象。这似乎在向毛证明着：想自下而上的、让底层构造上层的存在逻辑和规则，逆这一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雷打不动的“规矩”，目前来看，没有走通。
他的痛苦，因为战友的背叛、因为实践的失败、因为对红色政权未来的忧心忡忡、因为出师未捷的悲凉……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对女儿李讷说，自己就是供外宾参观的“展览品”。1973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威特兰来访时，很想知道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组织结构的看法。毛泽东谢绝了这个未来的话题，而直接引向自己的生命，意味深长地说：
“周恩来和我都看不到中国革命结束了。”
（六）
列宁说过：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
对于革命者来说，真正的死亡莫过于对其去革命化的“修饰”。李师父的塑像高高耸立在罂粟田里，殊不知，李师父就是因为反对种鸦片而死的呢？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也是全世界、全人类范围内无产阶级运动的挽歌。从此之后，我们只能看到，欧洲工人无休无止的罢工，只是为了提高福利，并没有任何改造整个社会规则的诉求；我们只能看到，底层人民把所有的发泄变成了打、砸、抢、烧汽车，本应该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的他们，却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对立面；我们只能看到，勤劳的东亚人民在血汗工厂中呻吟，便是跳楼时的那纵身一跃，也是悄无声息。
先锋队之后，再无先锋队。
革命家之后，再无革命家。
勇士屠龙的故事还没完：
尾随者返回村庄说出了这个秘密。他告诉人们：第一，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去打败恶龙；第二，我们要警惕每一个英雄，不让他们受财宝吸引而堕落。尾随者受到村民们的拥戴，被称为“导师”，并率领村民再次打败恶龙。导师去世后，参加最后一战的英雄们开始声称根本没有“英雄堕落”这回事，是导师欺骗了村民。英雄们结伙搬去了龙穴居住，并索取村民们的供养。他们把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片状物、越来越长的条状物都称作“英雄特色”，并且宣称这种变化是一切人类无可避免的宿命。日子就这样过去，终有一天，一个绝望的村民无意间发现了导师的坟墓。村民们发掘了墓穴，突然明白英雄们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因为在那白石的墓穴里，水晶的灵柩间，躺着的并不是恶龙的遗骨，而是一个他们似曾相识的，凡人。这就是世上唯一一位没有堕落的英雄的故事。
毛泽东，从未背叛人民。
革命者骑在白马上，看跟到革命前一模一样的景象。还是一群人坐着火车吃着火锅唱着歌，只不过火车上的人变了。
革命胜利了吗？
革命才刚刚开始。
